[轉貼]任志強：社會不應強迫富人捐款
納稅與捐贈
任志強
納稅與捐贈本就不是一回事，但卻在貧富差距拉大的今天共同反映出對富的仇視心態，讓社會更加不和諧。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就是實現共產主義，讓所有的窮人都變成富人，否則中國從“打土豪分田地”開始的革命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暴力革命與議會鬥爭不過都是實現消滅階級與剝削，實現人權平等之下的共同致富的手段，最終是要實現共同富裕的共產主義目標。
中國已實現了消滅階級的初級目標，正在用無階級差別的方式推進共同富裕的小康目標的實現，並建立和諧社會。
問題在於就像馬克思、列寧主義所說的，共產主義不可能首先在一個國家實現一樣，一個國家中也不可能同時都從窮人變成富人，一定會有個先後不同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中必然會出現貧富之間的差異。
中國改革之前的平均主義，試圖同步發展的共同富裕的結果是共同的貧窮。因此鄧小平才有針對性的提出了要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過渡，不經歷這樣一個有差別的先富與後富的過程，則共同富裕是不可能實現的。
關鍵在於如果解決好在這個必然出現的貧富分化過程中，如何防止出現新的剝削階級和如何用國家的制度保證與幫助貧困或發展較慢的人群在較短的差別區間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同樣逐步致富。
於是就有了納稅與捐贈。前者是政府強制行為的轉移支付，後者的NGO組織則是自願基礎上的轉移支付，也同時產生了政府為誰服務的問題。
政府應為所有人提供服務，因為從人權的角度看，國家應對所有這個國家的公民負責。但提供好的服務與負責之間則似乎還多少有些差別。
有人說政府應為納稅人服務，因為稅收是支撐國家運轉與維持的基礎。如果不能為納稅人服好務，那麼納稅人就可能不再納稅，並要求推翻這個只要求公民納稅而不給納稅公民提供優質服務的政權。
美國的革命就是從不合理納稅開始的，因此也有了國家徵稅必須經過納稅人同意的基礎條件。稅只有在納稅人感覺能有所回報時，或說稅被用為政府合理的向納稅人提供服務時，納稅人才有義務並主動的完成這個義務，心甘情願的納稅。
窮人是不納稅的，但並不等於沒有納稅的義務。窮人不納稅或者還要享受稅收的轉移支付是因為國家的制度安排，和其他納稅人為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生活的秩序穩定而同意國家做出的制度安排。但可以肯定的是稅務部門在徵稅中並不為窮人提供服務，而只是在為富人提供服務，並且服務的越好則徵稅成本越低，獲得的稅收越高，為窮人提供轉移支付的能力越強。
五月二十八日，北京市地稅局召開了個稅榮譽代扣代繳單位和個稅榮譽納稅人的表彰與座談會，王紀平局長在發言中特別提到的是從個人所得稅徵收工作的角度看要克服仇富心理，要“為富人服好務”。要通過稅務局對榮譽納稅人的表彰，宣傳納稅光榮，富人多納稅光榮，提高社會誠信納稅和富人多納稅的社會地位，尤其是北京單個人個稅納稅5.6億元的事情更應給以表彰和正確的社會評價。
目前，社會中正在出現許多企業與個人積極向地震災區進行捐款，但卻遭到了許多批評，甚至不公正的攻擊言論，此時稅務部門提出“為富人服好務”並對富人的納稅給以表彰，似乎有些不合時宜，但卻恰恰是對捐款而受到不公正攻擊的撥亂反正。
榮譽納稅人的獎勵並不是根據納稅額的多少決定的，而是對納稅人一貫的納稅情況和誠信程度給以獎勵的，尤其是對無法用稅源扣繳方式用強制手段管理、監督與審查的納稅人給以獎勵。這些在法定由單位發放工資收入之外有大量勞務（演出）、稿費、產品（如畫家、作家）、科研成果、講課、股權、財產性收入的個人許多應納稅收入是很難監督與審查的，這要靠納稅人自行申報和主動納稅，這些人大多是較富裕的人，因此對他們給以榮譽獎勵是理所應當的。但也是最容易引起社會不滿和爭議的。而我們的政府似乎恰恰應該為他們提供最好的服務和最大的獎勵。這種為富人提供的服務恰恰是解決共同富裕、幫助窮人解決貧困問題的重要一環。
為新中國的建立，中國消滅了曾經是敵對階級的所有富人。改革之前所有的中國人都處於貧窮之中掙扎，那時最富的人也生活于貧困與缺衣少食的狀況，在今天看仍然是窮人。是改革開放讓中國人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並逐步擁有了個人的財富，開始出現了小平先生所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現象。當年的萬元戶曾被稱為是富的象徵，而今天十萬元、百萬元或千萬元的戶數已在不斷的增加，擁有百萬元以上的房產及其他財產的家庭甚至還自認為是“算不上富”的佔到了多數，這個社會的貧富概念已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富不再是靠剝削階級而形成的富了，因此用個稅政策調節貧富差別就成為重要的手段之一。
所有的公民都應向國家納稅，稅收是一個國家強制性的財政行為。窮人可以免稅、富人納稅按收入不同累進式提高稅率則是通行的做法。越富有的人應納更多的稅，稅收的調節既可以適度的限制富人的財富增長速度，同時可以向窮人轉移支付提高窮人的收入水準，改善生活狀況，達到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
發達國家的個稅是與納稅人無工作能力之後的退養掛鉤的，即納稅人能分享多納稅中的部分收益。但中國卻在有納稅能力時納稅、無納稅能力時並不分享曾經多納稅中的額外收益，因此讓許多納稅人認為是奉獻而不是義務。但我更多的覺得這是一種義務，不管多納稅是否與個人今後的生活相關，都是一種法定的義務。
美國前25%的富人所交納的個稅已經佔到80%以上，中國的富人的個稅所佔比重也在大大的提升（中國的富人還不夠富）。但不管是中國還是美國對富的看法卻不盡相同，中國的民眾不但不能接受富人多納稅會對貧富有所幫助，尤其不能接受政府的稅務部門為富人服好務這種說法，更不能接受稅務部門對富人納稅的表彰。
如果納稅應給以表彰，那麼社會公益的捐贈是否也應給以表彰呢？如果納稅並不是以數量多少為表彰的唯一標準，那麼對捐贈是否也不應以數額的多少為標準呢？
富人的捐贈是減少與縮小貧富差距的方式之一，任何公益捐贈都在承擔政府稅收理應承擔但無力承擔的公益責任，任何公益捐贈都是對貧窮的幫助和對縮小貧富差別的補充。這種無償的幫助、自願主動的幫助、不求回報的幫助，既包括了並不太富裕的錢、物、力，也包括了鉅額的捐助。但這種善意的捐贈基礎至少應讓捐贈者不再成為被捐贈扶助的對象，就像絕不應讓此次被援助的災民捐款救災一樣。
各種公益捐助的範圍非常寬泛，包括了富對窮的幫助，也包括對環境、生態、生物、某些專項事業包括醫療、教育、體育、設區等等，但不管是哪一種都是捐贈者的奉獻，是一種愛。
對愛、對奉獻是無可指責的。一分錢、一塊錢與更多的錢的意義是相同的，錢的多少是能力的表現而並非愛的程度的體現。愛是無法用金錢的數量衡量的，就像依法納稅的誠信與義務並不是靠稅的額度大小來衡量的一樣。窮不等於沒有捐贈，更不等於沒有愛。
災難時期的捐贈是特殊的突發事件的反映，當更多的捐助則是常態中的奉獻，這種常狀的捐贈是無法用災難時的捐助所代替的和表明的。因此更不能僅從災難時的捐贈數額來評價捐贈者的道德之心，對窮者是如此，對富者也是同樣。
媒體的宣傳似乎將捐贈的數量當成了標準，也許這個數量的多少會吸引更多的眼球關注。於是媒體與輿論扼殺了所有的“雷鋒”，似乎捐贈人如果不向社會公佈自己的數額（並且這個數額在攀比著拔高）那麼就等於他沒有捐贈。而那些甘心做無名英雄的中國人的美德與良心在媒體與輿論的攻擊中被撕得粉碎了。這種並不想了解真相的手機短信與謠言甚至讓中國的商務部長都不得不公開的聲明和道歉，也讓愛心與捐贈變了味道。
如果沒有“雷鋒”這個社會就不會再有常態中的捐贈，就不可能通過NGO組織來實施幫助與平衡貧富之差，就不可能有全社會的公益事業。
許多的企業與個人並沒有要求公佈自己的捐款，也並不想比拼這種捐助的能力大小，而只想默默的付出一份愛、獻出一點愛心、做出一點力所能及的奉獻。除了對災難的一次捐助之外，他們也許還有許許多多的其他常態下的捐助，也有許多與災區群眾同樣需要他們捐助和幫助的人與事。他們並不會也不因一次的災難就中止與取消了其他早已承諾的捐助與幫助，這個社會中還有許多不夠富的人。
攀比的結果讓許多的捐助成為了廣告，成為了出名和顯示財富的效應，而這些自我標榜式的東西本就是與善心、善事和奉獻愛心毫不相干的東西，也是被愛的真諦所反對的附加物。但如果媒體與輿論不能正確的善待每一份愛，恰恰會助長了愛被利益驅動所代替的惡果。
就像納稅一樣，納稅人並沒有要求公告自己的納稅額，不管納稅多少都是一種義務。大多數捐款人（不僅是大災面前）也都沒有要求公佈自己的捐款額（尤其是那些在各種場合悄悄的將錢放入捐款箱的人們）。區、縣一級的紅十字會等機構也沒有機會去做這種公開宣傳與公佈，但不管多少都是一份愛的奉獻。
國有企業的捐款更不應大張旗鼓的宣傳與比拼，這雖然是企業法人財產，但並非企業管理者的財產，更沒有最終的鉅額捐贈權。用企業（包括股份制企業與國有控股企業）的財產去換取管理者的名聲更為可恥。這也許是只能當“雷鋒”可做而不可說的事，完全個人的財產才能由個人說了算並想捐多少就捐多少。
社會應對積極參加公益與奉獻愛心的人給以表彰與獎勵，但同納稅的表彰一樣，更多的是對愛給以表彰，對奉獻精神給以表彰，而並非對數額給以表彰，讓人們與社會記住的不是數額而是愛的奉獻。
就像納稅的表彰是一種誠信與主動承擔義務的表彰，對公益的愛心的表彰則是公民奉獻精神的美德。
各種公益組織或紅十字會這類基金組織其實也是對富人的一種服務，也恰恰是在通過對富人提供優質服務中換取對貧困或困難的人群的幫助。為解除貧困、消費差距實現共同富裕而努力。
中國現階段的社會中貧富已不再是階級的對立，更不是只能靠暴力才能解決的對立，貧富只不過是收入與財富上的差別，消滅這種差別並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不再是通過暴力去剝奪富人的財產，而是用更嚴格的法律手段保護所有人的財產與權力，否則就永遠不會有社會的和諧和共同富裕的道路。
而稅收與捐助則是這個必然出現的發展差距過程中的過渡手段，因此必需對納稅與捐助給以正確的評價。不是用仇富的心態去敵視，而是歡迎與讚賞去鼓勵，讓富人用更多的財產去創造財富、創造就業機會、創造稅收，讓富人更多的用公益的捐贈來彌補稅收的不足，創造共同富裕的機會和和諧的社會。
也許社會對富的不滿更多的來自於政府並未能有效的利用稅收調節工具幫助那些窮者擺脫貧困。於是社會就希望或要求用輿論強制除納稅之外讓富人捐出更多的財富。而如果這種捐贈不是自願與常態的，那麼這個社會就不會有財富的聚集與創造，就不會有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更不可能有共同富裕。
“一個良家少女被他人描述為不是處女時，除了脫下褲子是無法像大眾證明自己的清白的，而這種證明自己清白的做法則是被社會所不接受的，或者說是被社會的一種強姦。”
馮侖先生的這種比喻恰恰是這次救災之中的一種輿論反映，而愛的奉獻是不需要解釋的。處女並不需要脫下褲子去向社會證明。問心無愧的納稅、問心無悔的奉獻，則比去謀求公眾與社會的一時讚許更有意義。
榮譽納稅人的稱號是優秀國家公民的身份象徵，沒有誠信納稅的基礎，任何捐贈就成了盜竊，在誠信納稅之後的捐贈才是真正的愛的奉獻。
社會最終是會有公正的評判的。
